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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结合”: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新境界

发布日期:2021-10-16 14:27:59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制胜法宝,为何在此基础上又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两个结合”,灵肉同躯、一体两面,是一个不能割裂的整体、无法剥离的实存

“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时代的历史前沿,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对中国共产党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的新认识、在理论高度的新总结,代表了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新境界,也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新方向。

“两个结合”,既有内在联系,又各有侧重。所谓内在联系,是指中国的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灵肉同躯、一体两面,是一个不能割裂的整体、无法剥离的实存。各有侧重在于,前者强调的是存在论,是具象化的环境、条件、事物,后者强调的是认识论,是精神性的理念、原则、方法。

中国的具体实际固然有感官触及的森罗万象,但同时也有深沉心底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辩证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然包括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只有密切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具体实际。

“两个结合”,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同鲜活的中国具体实际及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联系,把工业革命以后诞生的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与人类历史上最悠久最连贯的智慧宝藏紧密联结。“两个结合”的过程,实际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民族复兴的百年奋斗史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同频共振、同步共进的过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下、通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得到了新发展、注入了新内涵;另一方面,古老的中华文化焕发了新的生机,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普遍适应性。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不是一厢情愿的空洞口号,而是凭恃博大精深灿若星河的文明硕果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辉煌成就。事实雄辩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运用者和发展者,而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创新者;中华民族不仅能够学习和发展人类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善于学习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人类一切最先进的思想理论。我们有必要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层面,深刻领会“两个结合”新论断的丰富思想内涵、深邃精神意蕴、重大创新意义。

“两个结合”,源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和精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灵魂,一经结合,百年不渝,历久弥坚,生机盎然。此情此景,无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在全世界政党史上,都前所未有、罕见其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粹在诸多方面有着天然的契合点和相通之处。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因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则是因为中华民族在致力于探索宇宙奥秘、根究社会规律的五千年文明进程中,也积累了一系列真理性的精华。其中的很多文化精髓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在宇宙观方面,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中国的朴素唯物论相通。在方法论方面,虽然中国古典哲学的辩证观念不像康德、黑格尔那样基于自身逻辑演绎,而是来自于对自然和社会的观察体验,但以《周易》和老庄思想为代表的异常丰富和发达的辩证思维,为中国人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提供了极大便利。《矛盾论》这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即可谓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古代辩证思维集大成基础上进行新发展的典范。

中国固有的政治观、社会观也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主张、无产阶级立场有相通之处。从尧舜禹到夏商周,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君权从来不是神授的,更不是血统高贵的贵族之禁脔,而是顺应民心之结果。“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彖辞》)。“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古谚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些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政治理念和历史实迹,与欧洲古代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和贵族政治形成了鲜明对比。体现在社会关系上,人与人的地位既非凝固不变,亦不应贵贱森严。从孔子倡导的“泛爱众而亲仁”,到孟子呼吁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爱和谐一直是中国人矢志追求的社会形态。与此相应,唯有“亲民”且“止于至善”的才称得上“大学之道”;“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周易·系辞》),即只有对广大人民群众有益的,才称得上有价值有意义的事业。

这进而使得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和仁人志士的人生追求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大众解放事业有了某种相通之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塑造“君子”人格作为人生追求,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君子的使命责任。在这种信念激励下,中国历朝历代仁人志士的人生抱负不是追逐个人名利、计较自家得失,而是塑造了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林则徐“苟利家国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家国情怀和人生追求。

在价值观方面,马克思主义把对人类发展的贡献作为评价人物事件的准则,中国人心目中矗立的不朽丰碑,也是被概括为“三不朽”的立德立功立言。那些立德立功立言者,无一不是通过道德风范、文武事功、思想理论对人类、民族、国家、社会作出巨大贡献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回信中号召:“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正是中华民族的这些宝贵精神财富,为中国人铸就了骨气之脊梁,培植了底气之丹田。它深深融化在民族血液中、牢牢镌刻于民众脑海里,是永不磨灭的共同记忆,是万古长存的一致图腾。它似黄钟大吕,激励着一代代优秀儿女为民族兴亡献身;它以浩然正气,鼓舞着一批批志士仁人为人民利益牺牲。实事求是地讲,受诸多条件限制,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很多壮士英烈之所以义无反顾投身革命,一开始未必缘于精通马克思主义,大多数是因为受这些朴素道理之鞭策,被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所感召。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接受、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是深植于中国文化土壤、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宝库中汲取滋养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是人类文明发展之结晶,不独属于西洋,而属于全人类;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亦不囿于中国,而具有普适性。只有深刻理解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个结合”,才能更加自觉确立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才能更加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